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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和蒙古族是历史上翻译汉族古代小说较多的两个民族。清代是满蒙汉族文学交融的黄金时期，其中尤以汉文古代小说满蒙古文翻译最为繁荣。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有清一代，汉族古代小说多部作品被译成满文广为流布，然其中被刊印的满译小说则仅有满文《三国演义》和《金瓶梅》。《金瓶梅》满文译本问世后，也被转译成蒙古文、德文译本广泛流传。

《金瓶梅》满文译本研究对《金瓶梅》在国内少数民族乃至西方国家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金瓶梅》满文译本的版本以及译者问题，以往多有学者论及。

兹基于前贤研究成果，仅就《金瓶梅》康熙四十七年（1708）满文刻本底本来源问题略加补考。粗陋之见,芹献方家，以求匡正。

一

《金瓶梅》满文译本目前有多种版本流传。其中既有钞本，也有刻本。就流播范围和影响广度而言，康熙四十七年（1708）翻译刊刻的满文刻本《金瓶梅》（下文简称“满文刻本”）值得关注。

据笔者所持1975年美国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影印满文刻本，[1]此本共10卷，100回，每卷多则12回，少则7回，人名、地名、官号及成语、熟语、曲文名等旁注汉文，半叶9行，每行字数不等，自左右读，译序署“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

关于此刻本的底本来源问题学界议论颇多，莫衷一是。《金瓶梅》汉文版本分属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批评本（下文简称“张评本”）三大系统。三大系统中词话本与后二者特点迥异，据满文刻本特点，颇易排除满文刻本《金瓶梅》译自词话本的可能。张评本是崇祯本的子本，其间关系甚密。

故目前学界对满文刻本的底本探索就在崇祯本和张评本两种本中周旋。

关于满文刻本《金瓶梅》底本问题，曾形成三种不同意见。

一是认为满文刻本译自康熙年间张评本。

持此观点者有王丽娜、刘厚生、季永海。

王丽娜称“这个满文译本是张评第一奇书的全译本，无插图，译文在人名及专名的旁边附注汉文。”[2]

刘厚生认为“满文本《金瓶梅》计一百回，四十四册，刊行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该书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为底本翻译而成。”[3]

季永海称“满文本《金瓶梅》是根据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张批本翻译的。译本删去每回前的总评、文中的眉批、旁批、读法、闲话、张颐的序言以及200 幅插图。”[4]

二是认为满文刻本译自崇祯年间出版的改订本系统的版本。

提出此观点者有日本学者荒木典子。称“从第1回的内容可以推测，其底本不是词话本（现存最古的版本），而是崇祯年间出版的改订本系统的版本，但是还不确定到底是哪一本。无法否定底本有可能早就散佚，没传到现代。”[5]

三是认为满文刻本的翻译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照了张评本。

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为章宏伟。他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行的《金瓶梅》满文译本,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依据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张竹坡评刻本《第一奇书〈金瓶梅〉》来翻译的，虽然其回目未采用张评本的简目，而是基本上采用明崇祯本的回目。满文本《金瓶梅》将汉文本原序及各种评语尽行删去，写一满文序冠首。”[6]

目前最深入地论述满文刻本《金瓶梅》兼依两种底本问题者当为王汝梅。王汝梅持崇祯本与张评本间对应回目和正文的异文对读满文刻本的基础上，撮举数例论证了满文刻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观点。[7]为满文刻本底本研究提供了借鉴。

纵观上述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满文刻本底本渊源问题，尚有进一步考索的余地。

王丽娜、刘厚生、季永海提出满文刻本译自张评本，荒木典子认为满文刻本译自崇祯年间出版的改订本系统的版本，可惜上述四位均未举出实证，更没有进行使人信服的学术考证，所提出的观点皆尚属推测性结论。

据笔者审慎辨析，满文刻本译自单一崇祯本或张评本的观点不能成立，此结论与满文刻本版本特点明显不符。

章宏伟认为满文刻本内文依据张竹坡评刻本《第一奇书〈金瓶梅〉》翻译，回目采用崇祯本回目。王汝梅提出满文刻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观点。

笔者认为，章宏伟、王汝梅的观点虽与满文刻本兼依两种底本的实际相符，但二位的论述力度和深度上尚显不足。

章宏伟未举出学术依据，更没有进行实证考据。王汝梅的考证最为严密，惜对用于考证的汉文版本未做任何版本交代，未说明所举诸例取自崇祯本和张评本之哪一版本的前提下直接进行文本比对并作出了结论。

另外，经笔者仔细瞻阅发现，王汝梅所引论据似仍有略加补充之处。具体说，所举18条论据中14条论据证明满文刻本同于崇祯本异于张评本。2条论据证明满文刻本异于崇祯本而同于张评本。2条论据证明满文刻本同于崇祯本、张评本。

所举18条论据中仅有2条是支撑满文刻本异崇祯本而同张评本的观点。而且此2条论据，亦不足以有力支撑满文刻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论点。其理由如下。

第一条论据称“第七十回回目，崇祯本为‘老太监朝房邀酌，二提刑枢府庭参’，张评本为‘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满文刻本此回回目同张评本。”[8]

上引论据中无从得知第七十回回目为“老太监朝房邀酌，二提刑枢府庭参”的本子是崇祯本之哪一版本，第七十回回目为“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是张评本之哪一版本。

据笔者检读崇祯本之代表性版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和北大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前总目和内文中的第七十回偶句回目均与王汝梅先生所举论据有出入。

两者书前总目第七十回偶句回目均为“老太监引酌朝房，两提刑庭参太尉”,与王汝梅先生所举偶句回目中的第二句开头的“二提刑”对应的文字是“两提刑”。两者内文第七十回偶句回目均为“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恰好与王汝梅先生所举张评本七十回回目相同。

王汝梅先生或可未能觉察崇祯本第七十回的书前目次中的回目和内文中对应回目的不一致，所以也没注明他所说的回目是书前总目还是内文回目。

王汝梅所举崇祯本第七十回回目与崇祯本书前和内文回目均有出入。实则不仅张评本第七十回回目为“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崇祯本内文中的第七十回回目也是与此毫无二致。故此条论据不足以支持满文刻本《金瓶梅》“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观点。

第二条论据称“崇祯本第四十九回‘遇胡僧现身施药’，张评本改‘胡僧’为‘梵僧’，满文刻本同张评本。”[9]

据笔者检阅崇祯本之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和北大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张评本之影松轩本和在兹堂本，得知“遇胡僧现身施药”为第四十九回偶句回目的第二句，崇祯本两种版本的确是“胡僧”，张评本两种版本之对应文字也的确将“胡僧”改为“梵僧”，但是满文刻本第四十九回回目中与“胡僧或梵僧”对应的满文译文为“hū seng”，其旁注汉文是“梵僧”。

据此，满文译文不是与张评本同，而正好与其相反，与崇祯本同。第二条论据也不足以证实满文刻本异于崇祯本同于张评本，更不能有力支撑 “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观点。

另外，崇祯本和张评本不仅存在明显的差异，两种版本系统内部也有特点相异的不同版本。

章宏伟和王汝梅提出的满译本《金瓶梅》同用崇祯本和张评本翻译的观点虽符合实际，惜二位均未交代论证所引用的论据的具体出处是崇祯本和张评本中的哪一版本，似缺乏足够说服力。

总而言之，仅据以上论证，认为满文刻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考了张评本的理由尚嫌不足。先行研究仍有可补充之处和可深入探考的空间。若欲考定满文刻本所据底本，科学地考订满文刻本与崇祯本、张评本之间的学术关系，得到更接近事实的结论，仍须以更臻细密的论据加以学理上的考证。

二

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祯系统版本，现存崇祯本有十几部，各部之间大同中略有小异。从版式上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书半叶10行，行22字，扉页失去，回首诗词前有“诗曰”或“词曰”二字。天津图书馆藏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甲乙两本、残存四十七回本等，均属此类。

另一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书每半叶11行，行28字，有扉页，扉页题《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回首诗词前多无“诗曰”或“词曰”二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属于此类。

知见张评本分属有回前总评本和无回前总评本。前者包括全像金瓶梅本衙藏板本、影松轩本、四大奇书第四种本等等。后者包括在兹堂本、无牌记本等。

下边持满文刻本与《金瓶梅》崇祯本和张评本之最具代表性的四种本子进行参互对阅，稽其异同，力求锁定满译本《金瓶梅》底本的最具体范围。

崇祯本采用的是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和北京大学所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张评本采用的是有回前总评本之影松轩藏板本《第一奇书绣像金瓶梅》和无回前总评本之在兹堂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进行比勘时主要对正文中的异文进行了参互比对。

经详加比勘，发现的第一个关键学术问题是满文刻本兼有崇祯本和张评本两种版本特点。换句话说，满文刻本依据的底本不是单一崇祯本或张评本，而是译者同时参考崇祯本和张评本翻译的。

满文刻本中同崇祯本异张评本的例子和同张评本异崇祯本的例子交叉出现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兹为能够更有效地说明问题，也考虑到所举实例的普遍性特点，从分别分布于《金瓶梅》全书之开端、中端、末尾部分的第一回、第五十回、第一百回，各撮取若干可资论证的实例展示如下：

表一

经检阅，第一回中找出能够说明问题的异文例子9处，其中同崇祯本异张评本者6处，同张评本异崇祯本者3处；第五十回中找出能够说明问题的异文例子10处，其中同崇祯本异张评本者7处，同张评本异崇祯本者3处；第一百回中找出能够说明问题的异文例子13处，其中同崇祯本异张评本者6处，同张评本异崇祯本者7处。

上举诸例无疑证明了满文刻本依据崇祯本和张评本两种版本翻译的事实。就两种例子的比例而言，三个章回中同崇祯本异张评本的实例明显多于同张评本异崇祯本的实例，这也从另一侧面透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满文刻本的翻译更多是从了崇祯本。

上文已交代，崇祯本和张评本不仅相互有特别明显的差异，各自内部也有特点相异的各种版本。

故这里另有一个细节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进一步对满文刻本所依崇祯本和张评本底细加以探索。

为澄清满文刻本所依据的崇祯本的底细，持满文刻本与崇祯本之两大系统的两种代表性版本崇祯本之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进行了比对。

比对结果，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现象，即满文刻本所依据的崇祯本亦非单一版本，不难发现满文刻本参考崇祯本翻译时也利用了崇祯本不同的版本。

通过满文刻本和内阁文库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对比中发现，满文刻本有的内容与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不同；满文刻本有的内容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相同，而与内阁文库藏本不同。

我们仅从上文所采撷的第一、五十、一百回中也能找到数处如是例子。下面略举如下：

表二

如上表所列，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一回回前词前无“诗曰”“又诗曰”字样，而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一回回前诗前则有“诗曰”“又诗曰”字样，满文刻本对应回前诗前有“诗曰”“又诗曰”的译文“irgebuhe Si i gisun”“geli irgebuhe Si i gisun”，此处满文刻本从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就在第一回，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一回有一句“后来嫁到西门庆家，都顺口叫他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随。”而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对应内容却“后来嫁到西门庆家，都顺口叫他月娘。却说这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随。”比前者多“却说这月娘”五字，满文刻本对应内容也无“却说这月娘”这五个字的译文，此处满文刻本却从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五回回前词的前边有“菊花新”三字，紧接的是正文，中间无任何文字，而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一回回前诗的前有“诗曰”二字，后边正文前还有“右调菊花心”五字，满文刻本对应回前诗前后各有“诗曰”“右调菊花心”的译文“se i gisun”和“ere mudan be jioi hūwa sin sembi”，此处满文刻本改回从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就在本回里紧接着出现的一处异文则与之正好相反。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有一句“见他铺眉苫眼，拿班做势，口里咬文嚼字。”而崇祯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对应内容却“见他铺眉苫眼，拿班做势，口里咬文嚼字。”

其中“苫眼”变成了“苦眼”，满文刻本对应内容是“yasa debserefi”，汉义为“眨眼”，此处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接近。

如上列表格，不独在第五十回、第一百回中还可以找到较多三种文本的异文关系相互矛盾的实例，全书其它章回中相互矛盾的实例也频繁地交叉出现。

这一现象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其即满文刻本译者作为底本所采用的崇祯本亦不是单一版本，译者同时参考了崇祯本之与内阁文库藏本同源的版本和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同源的版本。

上文已考定满文刻本参考张评本翻译的事实。那么所采用的张评本底细如何呢。

我们既然已探清满文刻本所采用的崇祯本的底细，不妨再来探究满文刻本所采用的张评本底细。

上文提及传世《金瓶梅》张评本诸版本主要分属有回前总评本和无回前总评本两大系统。不仅分属两种系统的各版本相互不仅一致，同属一个有回前总评本和无回前总评本的各本之间也有细微的文字差异。故利用张评本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详细对勘满文刻本之对应内容是我们探索满文刻本所依张评本版本底细的最有效的途径。

进行文本比对时从有回前总评本中选取了康熙乙亥本衙藏板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影松轩本《第一奇书绣像金瓶梅》，从无回前总评本中选取了在兹堂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经持三种张评本1-25、90-100回正文内容的相互之间的异文[10]对校满文刻本可知，满文刻本与张评本三种版本间的关系亦不简单。选取其中能够说明问题的代表性异文撮列如下：

表三

从上表所列一至二十五回、九十至一百回正文里的异文关系看，张评本之在兹堂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与张评本之影松轩藏板本《第一奇书绣像金瓶梅》相异的异文极大多数是与满文刻本一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个别例子，在兹堂本与影松轩藏板本相异的异文与满文刻本相同。如，第一回影松轩本作“一身冻馁”，在兹堂本作“一身冻冷”，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yuyume beyeme”，其义为“冻馁”，此处满文刻本与影松轩本同。

亦在第一回影松轩本作“三杯花作合”，在兹堂本作“三杯茶作合”，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ilan hvndahande ilha be yarumbi”，“ilha”汉义是“花”，此处满文刻本亦与影松轩本同。第十七回影松轩本作“役重赋烦”，在兹堂本作“杀重赋烦”，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alban sulehen be jujen”，其中“alban Sulehen”汉义为“赋役”，故此处满文刻本亦与影松轩本同。

第九十回影松轩本作“两个商量已定。”在兹堂本作“两个商量日定。”，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juwe nofi hedeme togtobufi”，“hedeme togtobufi”其义为 “商定”，故此处满文刻本亦与影松轩本同。

然而更极为复杂的是满文刻本与三种汉文版本之间的异文，有的是与影松轩本和在兹堂本皆不同，而与有回前总评本中的康熙乙亥本衙藏板本相同。

如，第二十四回影松轩本在兹堂本均作“约十二岁”，康熙乙亥本本衙藏板本则作“约十三岁”，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juwan ilase”，汉义为“十三岁”，正与康熙乙亥本本衙藏板本同。

第九十九回影松轩本和在兹堂本均作“只见酒家店”，康熙乙亥本衙藏板本则作“只见洒家店”，满文刻本对应译文为“Sai giya dian”，可音译为“洒家店”，又与康熙乙亥本衙藏板本同。

以上表格中的实例不独展现了《金瓶梅》张评本之有回前总评本和无回前总评本之间的差异，也印证了就是同属张评本之有回前总评本的各本之间也不尽相同。满文刻本与上文所采用的三种张评本间的文本关系，也给我们透露了满文刻本底本来源的极为复杂性。满文刻本还兼有《金瓶梅》张评本多种版本特点。

据先行研究，已发现的《金瓶梅》不同版本至少有三十余种。这些版本分藏于国内外官私图书馆，相互间的文本关系也较为复杂，故难以获取所有汉文版本原书加以捡勘。对其进行对比研究，加以系统梳理版本谱系绝非易事。故确难把满文刻本的底本范围定谳至所刊印的坊肆。

然而据研究结果，我们仍可姑下以下两条结论：

首先，满译本《金瓶梅》绝非依据《金瓶梅》单一汉文版本而翻译的，而是同时参考崇祯本和张评本的不同版本进行翻译。

其次，更进一步说，满译本《金瓶梅》译者所采用的底本并非单一版本，既不是单纯依据崇祯本，也不是单独根据张评本，而是经过对崇祯本、张评本两种本之多种版本的判断与选择，结合了多种版本的长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译出的一个独特的《金瓶梅》文本。

三

上文已阐发满文刻本底本来源问题。那么满文刻本对汉文原著有无增删或改编呢。

笔者以回答此问题为目的，将满文译本与《金瓶梅》汉文版本之诸相关版本进行了审慎的对勘。整体审视全书内容和体例，满文刻本对原著故事情节未作任何改动，相较清代同样翻译自汉族古代小说汉文版本的蒙古文译本而言，满文译本是一部较忠实原著的译本。但是通过细微对比，我们也发现了以下几点。

（一）满文刻本虽然比较忠实地翻译了汉文《金瓶梅》正文内容，但没有翻译原书的任何批语，而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写了一些所有汉文版本中所没有的夹批，并以双行小字形式置于相应文字之下。

这些自加的批语大多是一些北方民族读者难以理解的方言俗语和典故的解释。

如第一回回目“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里的“热结”“冷遇”二词在所有汉文版本中本无任何批注，但是满译本中前者有夹批“alimbaharakū haji habcihiyan gūnin”，汉义为“‘不胜亲热、亲近’之意”，后者加了批注“gūnin akū mujakū bade gaitai acaha sere gisun”，汉译为“‘非常无意中此处回见’之言”。

第一回卷前诗里的“西陵”一词在所有汉文版本中本无任何批注，但是满译者加了一批注“si ling serengge,c'ooc'oo be sindaha ba i gebu”，汉译为“西陵是墓葬曹操的地名 ”。

第一回“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一句里的“六根”一词在所有汉文版本中本无任何批注，满译者却加了夹批“ninggun fulehe serenggi sin ging de henduhe yasa ?an oforo ilenggu beye gūnin inu”，汉译为“六根乃是《心经》之眼、耳、鼻、舌、身、意”。“乃是本县阴阳生”一句里的“阴阳生”一词在所有汉文版本中本无任何批注，满文刻本中该词却有夹批“inenggi tuwara niyalma be in yang ?eng sembi”，汉译为“阴阳生是算命人”；“周有大赉，于汤有光”一句里的“赉”词在所有汉文版本中本无任何批注，满文刻本中该词却有夹批“lai sere gisun”，汉译为“是‘赉’词”。

与此相类的实例在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第十六回、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二回、第七十四回、第八十一回、第九十三回中不一而足，囿于篇幅，在此不一一缕述。

（二）通过对读发现，满文刻本还有极少处脱漏现象。

如，满文刻本第三回就漏译了四行词“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愚卤不知音。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自送人。”及其前后部分内容。即从“常言道”至“做还干娘边了”，共235字。脱文原因不清。

再如，满文刻本第十二回又脱漏了两行骈文“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及其前边的“潘金莲平日”开始的内容，共39字。

再如，满文刻本第七十九回脱漏了“掐指寻纹”至“神仙道”的138字。笔者发现此处脱漏内容的末字为“神仙”二字，与上文的末字相同。这明显是文中相邻之处有同样的文字，译者看错，以至脱漏。

除了散叙文字，满文刻本也有几处脱漏诗词骈文的实例。据笔者统计，满译本共脱漏5首卷中词文。

具体说第十四回中的“倦来汗湿罗衣彻，楼上人扶上玉梯。归到院中重洗面，金盆水里发红泥”“两朵桃花上脸来，眉眼施开真色相。”第十五回中的“柳底花阴压路尘，一回游赏一回新。不知买尽长安笑，活得苍生几户贫？”第十八回中的“落日已沉西岭外，却被扶桑唤出来。”第26回回末骈文“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第五十五回中的骈文“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时燕燕忙。”笔者认为脱漏诗文或可能是满译者有意删节有关。

（三）经比对发现，满文刻本还间有变骈体为散叙的现象。即将原著诗词改以散叙性文字形式译入叙述性文字的现象。

如第二十一回中的“粉妆玉琢银盆脸，蝉髻鸦鬟楚岫云。”“海棠枝上莺梭急，翡翠梁间燕语频。”第二十六回中的“会施天上计，难免目前灾。”“忿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饥饿过平生。”第五十二回中的“两手劈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门。”

四

满文刻本《金瓶梅》文献渊源问题旧乏实考，实属金学之一大憾事。本文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对满文刻本底本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辨析和考察。反观上文诸多实例，满文刻本在翻译过程中广泛参照多种汉文底本而择优翻译是不争的事实。

此书翻译过程中采用如此多的汉文版本，笔者认为盖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清代刊印的仅两部汉文小说满文译本是《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的满文刻本。

《三国演义》是朝政主持的译书事项。因此《金瓶梅》满文译本的翻译也有可能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译书工程。

满文刻本译印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社会上已产生以词话本、崇祯本和张评本为代表的三大版本系统。在此条件下，《金瓶梅》满文翻译工程的组织者出于用优舍劣的目的，翻译过程中利用多种版本又在情理之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翻译组织者的敬业精神。

其次，满文刻本《金瓶梅》采用多种汉文版本可能与多人交替翻译有关。

虽然现行研究中满文刻本《金瓶梅》译者问题久议不决，但其中译者非一人之说，似有一定道理。

对此，日本学者荒木典子的阐发颇具说服力。她通过满文刻本中同一词汇在前后文中的迥然有别的译法为切入点，考述了满文刻本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交替问题。[11]

经笔者认真对比，在满文刻本的前后文中，确存在颇多同一词汇的相互矛盾的译法。这明显说明译本绝非出于一人手笔，当为多人分工翻译的译作。

这明显说明译本绝非出于一人手笔，当为多人分工翻译的译作。不同译者各自看重的版本不尽相同，进行翻译时，各选其看好的版本也当然不足为怪。

清政府旷日持久的淫秽小说查禁运动下，《金瓶梅》被译成满文并得以刊刻，不独是《金瓶梅》译介史上的奇迹，也是其版本史、传播史上的一个丰碑。它的产生使其获得了更有利的传播。

据笔者初步研究，在清代，蒙古族文人依据满文刻本《金瓶梅》曾几度转译《金瓶梅》。目前庋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的百余册蒙古文《金瓶梅》均转译自满文刻本《金瓶梅》。

据今存资料，在清代不独满文《金瓶梅》被转译成蒙古文，还有满文《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北宋志传》《三国因》《西厢记》《英烈春秋》等若干小说戏曲以及满文儒家经典均曾被转译成蒙古文译本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金瓶梅》是一部极具内地生活气息和民俗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以内地市民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描摹了三教九流众生相，描绘了明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满文刻本《金瓶梅》成为满族、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了解内地风土人情的重要载体。

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格奥尔格·加布伦茨翻译的《金瓶梅》之片段德译文是据满文本翻译的。

据朱星介绍，英译本《金瓶梅》是从德文转译的，译者维利是英国有名的满文专家。他曾利用满译本来校订英译本。[12]

满文刻本《金瓶梅》作为德文、英文译本的直接或间接底本，为西方世界的读者接受《金瓶梅》架设了桥梁。满文译本与汉文原著、满文译本与德文英文译本、满文译本与蒙古文译本间的对比研究方面，还有很大可开拓空间。

满文刻本《金瓶梅》研究不仅是满族翻译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深入研究清代各民族文学交流和文化相融研究，总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从略）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发于“古代小说网公众号”。